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誰是台灣「人資長」?



決定一個國家在全球化世界最終命運的關鍵,是人才。

但台灣卻面臨人口、人力和人才的全面失守。

當大家都期待國家的「人資長」出面力挽狂瀾之際,卻又不知該由誰來負責。

這是一場無聲無息的戰爭,卻一點一滴啃蝕台灣的根基。

眼前的投影片,出現一條怵目驚心的紅線。曾任經建會(現稱國發會)副主委的政大社會系教授陳小紅,指著紅線說明:國內十五到六十四歲的工作年齡人口,佔總人口比率在二○一二年達到最高,七四.二%,一三年開始下降;而這個人數,將從二○一五年開始,每年以約十萬人的數字減少。(見表一)

這意味著,台灣享受人口紅利的時代已經過去。

青壯年可工作人口比率開始下降,願意投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力更早已日漸萎縮。

人力中空化 迎面逼近


陳小紅翻開下一張投影片,畫面上台灣的勞動力參與率只有五八.三九%。全台一千七百萬可工作人口中,不論是就業或是還在尋找下一個工作,只有不到六成、約一千萬人有意願加入勞動市場。

尤其男性的勞動力參與率迅速滑落,從過去三十年的七七.九六%降為六六.八三%,遠低於亞洲的競爭對手,包括新加坡、韓國、日本和香港。(見表二) 

人力中空化的時代,正在迎面逼近台灣。

從曲線變化可以看出,「男性退出勞動力市場的力道很快,但女性勞參率未來上升的可能性很小,」同樣曾任經建會副主委、現任外貿協會副董事長單驥坦言。

女性在同時間雖然大量進入職場,從三十年前僅有三九.一三%,到一二年已經竄到五○.一九%,高於日本和韓國,但仍低於新加坡和香港。(見表三)

空有人力卻不在勞動市場,台灣的人力「閒置」,已經到了不容輕忽的地步。

人潮猶如大撤退般,正在一波波退出戰場。

「人力和人才兩者是互為表裡的問題,」國發會副主委,同時也是暨南大學經濟系教授陳建良指出,人口出問題,人力就出問題;要補充人力,最重要的是要補人才。

顯然,人口、人力和人才這三者缺一不可,無法脫離任何一個環節。

但翻開政府的各部會職掌,人口、人力和人才相關政策,從國發會、內政部、經濟部、勞動部、教育部到科技部等,散見十到十五個部會。如果說全球化時代,人才是國家最核心的競爭力,那誰是台灣的「人資長」?

國發會主委或行政院長?


《天下雜誌》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,問海內外工作者誰是政府中需要專職負責人才政策的官員,也就是「人資長」時,有二六%直指國發會主委,其次是勞動部長和教育部長。(見九十五頁表)

但如今的國發會顯然只是協調的平台,而無法發揮整合功能。「牛肉在教育部、在勞動部,國發會是扮演平台,行政院要求我們統整協調部會資源共同運用,」國發會一位官員坦言。

這位官員沒有說出口的是,「經建會(現稱國發會)被弱化已經不是一天、兩天的事。」單驥直言。台灣社會愈趨多元,國發會統整能力愈弱,再也無法回到過去領導的角色。

也因如此,不論是人口或人才政策,都是由行政院出面。「內閣能否形成共識,才是關鍵所在,」單驥說。

二○一二年,前行政院長陳?在任內成立人口政策會報,指定當時的副院長江宜樺擔任召集人。二○一三年已經升任行政院長的江宜樺,又成立人才政策會報,並加碼自己領軍擔任召集人,成員擴及十五個部會首長、兩位政務委員,和七位來自各領域的專家學者。

事實上,世界各國都體認到,決定一個國家在全球化世界最終命運的關鍵,是人才。但台灣不論是人口或人才,都面臨轉向關鍵期,身為國家人資長,不論是行政院長江宜樺,或是國發會主委管中閔,似乎都未能及早扭轉國家將遭遇的頹勢。

晚進早出 造成人力浪費


造成勞動力節節敗退,關鍵是「晚進早出」所造成的人力浪費。

依據國發會的統計,台灣二十四歲以下青少年,以及四十五歲以上的中壯年,在勞動市場的參與率都比亞洲主要經濟體還要低,工作的黃金高峰期只有二十到二十五年。

「青少年晚進職場,絕對是高等教育擴張的結果,」台大國發所教授辛炳隆指出。

高等教育雖然擴張,但台灣產業並未隨之從技術密集,成功轉型為知識密集,造成人力結構和產業結構嚴重脫節。二十歲到二十四歲的青年失業率超過一三%。

另一端的人力浪費,出現在中壯年提早退休。四十五歲之後還留在勞動力市場的比率,和日、韓等各國出現明顯差距。隨著年齡增長,勞動力日益快速下滑,以五十到五十四歲而言,只剩下八二%,其他國家卻仍有九成以上。

工業和服務業從業者,有三成在四十五歲到五十四歲間即被迫退出職場,如二十五年年資一到就被資方強制解雇或退休。

「另外也和公教人員退休制度有關,」陳建良解釋,公務人員平均退休年齡為五十五歲,中小學教師則是五十三歲,「勞動力未充分運用,隨之而來的退休年金給付,也是國家財政的負擔,」他說。

高出低進 人才被掏空


人力浪費之外,人才也在悄悄被掏空。陳小紅以「高出低進」稱呼這樣的現象。根據一項非正式推估,過去二十年除有超過五十萬人移民海外,另有超過八十萬台商停留在大陸,而散居歐美和亞洲各地工作者更是難以估計。

擁有高教育、高技術的人才走了,引進的外來人口主要是婚姻移民,其次是人數超過四十五萬的藍領外勞。「真正白領或在跨國企業工作的人數相對少,因為相對香港和新加坡,到台灣工作具有語文障礙,」陳小紅解釋。

台灣迫切所需的外國專業人員,到一二年底只有引進兩萬八千人。其中具有專門暨技術性工作者約一萬四,其次則是補習班語文教師。

台灣在人才戰上,嚴重落後。顯然,從教育政策、產業政策、移民政策,到國家政策、制度環環相扣,都必須及時調整,因應人力和人才「雙中空時代」的來臨。

舉例來說,教研薪資結構採齊頭式平等,讓台灣不論留才或攬才都陷入瓶頸。

二○一一年,政治大學為了加速國際化,挖角美國普渡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唐揆,轉任政治大學商學院院長,當時他在媒體追問下坦承,「薪水差很多,但希望在適當時機為台灣做事。」

回到台灣任教兩年多,唐揆看到的是問題愈趨惡化。「政大商學院共有一五○位老師,未來十年內有八十一位要退休,」他面露難色地說,實在很難找到新師資。

一是台灣出去念商管的博士生本來就少,二是薪資過低。當台灣助理教授每月給六萬七,在國外能拿到的起薪,是台灣的五倍。

低落的薪資水平、嚴苛的移民管制,都無法吸引到好人才。「教育部的政策是一體適用全台灣,結果就是最爛的政策,」唐揆忍不住批評。

行政院長江宜樺主持下的人才政策會報,在今年核定通過國發會提出的「育才、留才及攬才整合方案」,就是在面對人口結構轉變、產業結構轉型的雙重壓力下,所提出的因應策略。

整合方案主要鎖定四大主軸,一為培養產業所需優質勞動力、厚植人力資本,二是引導青年早入職場、活化婦女、中高齡和高齡人力運用,三是強化人才國際接軌、提高國際競爭力,四是打造友善就業環境、吸引專業人士留台。

「育才、留才及攬才整合方案」,初步將以三年時間,建構整體人才政策,從提高勞動參與率到提升人才競爭力。

但要達成目標,除了計劃,還要靠部會「執行」。

「部會要能跟上院長的觀念和腳步,」人才政策會報七位專家學者之一的單驥停頓了幾秒,「我還在等待曙光。」

對於未來,顯然他並不看好。

整合方案要能奏效,除了部會的整合和共識,更不能忽視政策的目標到底要解決哪方面的困境,才能用對力道。

以開放僑生和外籍留學生來台工作規定而言,在經建會的提議下,勞動部在兩年前即將僑外生從須有兩年工作經驗,在台取得薪資四萬七千元,降為只需有三萬八千元的薪水,即可在台工作。

釐清政策目標 用對力道


如今,企業要求解除外國人才「薪資紅線」的呼聲再起。部會間更是相互角力。

勞委會主委潘世偉卻堅持外來人才起薪底線。因為「就業服務法」的基調,引進外來人才是基於缺什麼、補什麼。

「這並不是門檻太高,而是企業不願付薪水,」勞委會勞動力發展署長廖為仁感嘆。不能老打人才口號,卻在處理人力問題,連最後一道底線都拆除,成為企業引進低薪人力的缺口。

台灣要吸引的是人才,或是單純人力補充?不同的目的,所用的手段,自然也不同。

各部會間顯然並無共識。因為需要人才的企業,並不會將薪資門檻當成阻礙。從馬來西亞到台灣讀書並創業的群聯電子董事長潘健成,廠內已有超過五十位同樣是馬來西亞僑生的工程師。

「如果他只有二十二K的能力,那只會打雜,我要他幹嘛?」潘健成說,他要的是有能力的人才,每人至少都有百萬年薪。

人口動態觀 政策要切中鏢靶


事實上,人口結構是動態的觀念,勞動參與率可能隨社會發展趨勢起起落落。

雖然台灣從一三年開始,工作人口比率下降,但勞參率在可見的未來卻可能反轉提高,到時候反而要考慮的是如何解決失業。

不論談人力或是人才政策,都要能切中鏢靶。當政府想盡辦法擴大勞動參與率,可能更要思考中壯年提早退休,對國家財政造成的負擔,以及青年失業大軍如何解決,拿出對策對症下藥。

這需要完整配套的考慮與做法,而不是部會間各行其是。

晚進早出、低進高出都是真實存在的現象,但若解讀錯誤、用錯藥方,不但無法解決問題,還可能讓問題更惡化。

台大國發所教授辛炳隆以日本經濟學家松谷明彥所寫的《人口減少的經濟時代》一書為例,說明台灣要先面對人口無法再增加的情況下,經濟結構要如何調整?也因此,比人才政策更重要的,還是要回歸產業政策。

當一個國家的產業有前景,自然吸引人才爭相投入。這也就是宏碁創辦人施振榮所說,台灣不缺人才、而是缺舞台的概念。

「人才政策是配合產業政策,」辛炳隆語重心長地說,「當產業政策主體性不見,我不曉得人才政策怎麼可能單獨存在?」

事實上,從部會觀念調整、發揮執行力,到釐清政策目標,更要切中標靶,解決過早退休和青年失業的眼前危機之外,更關鍵的是國發會角色重新定位。

過去,國發會等同國家「智庫」,對國家重大經濟建設做長遠擘劃,如今卻因為各部會堅守本位主義,國發會也降格成為協調單位。

「現在國家最重大的問題,是沒有一個智庫幫院長和總統訂出國家短、中、長期目標,」一位不願具名的首長沉痛地比喻,如同一個人少了思考的腦袋。

國家未來二十年、三十年甚至五十年,經建和產業要往哪個方向發展,需要哪些人才,都必須要有清晰的藍圖。

「國家需要多少法律人才?多少土木人才?可以用不同模型去推估,」在德國十二年,台北科技大學土木系教授林鎮洋以醫學系為例,說明並非不可行。

除了教育部要強力介入人才培訓計劃,從數量到素質都有一定程度的掌握,要做到這一步,更需要國發會,事先規劃國家未來經建方向。

當各國都在拚了命爭取、力用世界人才,把人才戰略提升至國家級,如今的台灣,更是迫切需要理清所要引進的人才和位階。

人才的競爭決定了最終的競爭格局,也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命運。
這一切,都在指揮官「人資長」的手中,但到底誰該扛起責任?誰是人資長?以現行體制的混亂,從政府到人民,大家顯然都不清楚。

天下雜誌550 期文章 「誰是台灣「人資長」?」作者 / 林倖妃
封面故事 | 出版日期:2014/0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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